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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对象的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的有无 ------以X县张某诈骗案为例

发表时间:2019-02-19 09:56
文章附图

犯罪对象的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的有无

------以X县张某诈骗案为例

广东华商(赣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肖崇林

联系电话:15979854620

摘要:认识错误问题是刑法学中的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对认识错误问题的判断与分析关系到如何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问题。一直以来,作为刑法认识错误类型之一的事实认识在刑法学理论界中都未有详尽的表述和分析,对事实认识错误的定义的表述也不大一致。有的学者认为事实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与自己行为有关的事实情况有不符合真相的认识。也有的学者认为事实错误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事实情况的不正确理解。笔者认为对事实认识错误定义的分析和把握应该从行为的意图和刑事责任两个方面人手,刑法学中的事实认识错误指影响刑事责任的,行为人实际实施的与意图行为不相符合的事实情况。

关键字:犯罪对象   认识错误   刑事责任

一、基本案情

2010年10月份之前,犯罪嫌疑人李某从山东莱芜绿之源节水灌溉设备有限公司购买“山东莱芜牌”滴灌设备给农户进行安装,当时不知购买的“山东莱芜牌”滴灌设备能享受到国家农机补贴。2010年6月份,犯罪嫌疑人李某作为河北龙达灌溉实业有限公司的信丰代理商,其伙同河北龙达灌溉设备有限公司的江西总代理商张某,以在山东莱芜绿之源节水灌溉设备有限公司购买的864亩灌溉设备冒充龙达牌的灌溉设备申请办理国家农机补贴,犯罪嫌疑人李某与张某协商,如果该补贴办理成功之后,犯罪嫌疑人李某获取100元每亩的利润,犯罪嫌疑人张某获取160元每亩的利润。犯罪嫌疑人李某、张某在2011年3月份共申报了864亩国家农机补贴,每亩补贴标准为260元,共申报了224640元国家农机补贴,犯罪嫌疑人李某与张某已将骗取的224640元国家农机补贴结算。犯罪嫌疑人李某非法获利86400元,犯罪嫌疑人张某非法获利138240元。

   2012年6月份犯罪嫌疑人李某申报农机补贴1445亩,其安装“龙达牌”滴灌设备1340亩,另100余亩是使用“山东莱芜牌”冒充“龙达牌”滴灌设备进行申报补贴,每亩补贴标准为220元,共骗取国家补贴27000元,现1445亩的国家农机补贴已到张某公司账户上,但还未与李某进行结算。案后犯罪嫌疑人李某、张某积极配合退出全部赃款。

二、本案基本论点

侦查机关以李某、张某涉嫌诈骗罪将案件移送至检察院审查起诉。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后,辩护人认真查看了案卷,分析了案情,确认了如下事实:

一、在本案中,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了帮助邱年生用山东莱芜绿之源节水灌溉设备公司滴灌设备冒充可用于申请国家农机补贴的龙达牌灌溉设备,套取国家农机补贴款的行为,其主观目的是用不能获取农机补贴的产品冒充另一种可以申请农机补贴的产品,客观上实施了骗取的行为,从形式上看符合我国刑法关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二、张某在帮助邱年生冒充龙达牌灌溉设备骗取国家农机补贴款时,并不知道其使用的山东莱芜绿之源滴灌设备也在江西省农机补贴产品目录中的可以补贴的产品,且这两种产品的补贴标准完全一样,都是260元/亩。张某因对犯罪对象的认识错误导致其并没有在实质上侵害诈骗罪的客体,即并没有侵害公私财产所有权。

对犯罪对象的认识错误如何定性,办案人员与辩护人存在以下不同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对犯罪对象的认识错误没有侵害刑法所保护的客体,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可不作为犯罪处理。

第二种观点认为这种情况属于对法律政策的认识错误,即自己认为违法违规,而实际上符合法律政策的规定。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的通说认为对法律的认识错误并不阻却行为人的刑事违法性,应按照犯罪论处。

第三种观点认为,对犯罪对象的认识错误属于对象不能犯,符合犯罪未遂的构成要件,应作为未遂犯处罚。认定犯罪需要坚持主客观一致的原则。犯罪行为具有应受刑事处罚性,一方面是犯罪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危害性,另一方面是犯罪行为还体现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行为人具有诈骗国家财产的故意,并且在故意犯罪的意志支配下实施了骗取国家财产的行为,因主观意志外的原因即犯罪对象错误而导致危害社会的后果没有发现,应以诈骗罪(未遂)追究张某等人的刑事责任。

三、辩护人的选择

辩护人经过反复讨论斟酌,坚持第一种观点,即对犯罪对象的认识错误不作为犯罪处理。理由如下:

(一)事实认识错误阻却的是犯罪故意,而不是行为故意。张某因对犯罪对象产生错误认识,阻却了犯罪意义上的故意,不欠缺诈骗犯罪的主观要素,不符合诈骗的构成要件,不构成诈骗罪。具体来说,张某的行为意图没有认识到山东莱芜绿之源节水灌溉设备也在江西省农机补贴产品目录中,而在本案中,山东莱芜绿之源是犯罪对象,犯罪对象这一要素属于成立诈骗罪所必须的要素。在这种情况下,张某的行为意图就与诈骗犯罪的故意不相符合,犯罪对象的认识错误即事实认识错误也就阻却故意,张某的行为不构成故意犯罪。

认识错误问题是刑法学中的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对认识错误问题的判断与分析关系到如何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问题。一般而言,根据错误是对事实还是对法律的不知或误认作为标准,刑法学上的认识错误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行为人对法律认识错误即法律认识错误;二是行为人对事实认识错误即事实认识错误。

笔者在这里探讨的主要是有关事实认识错误问题。研究事实认识错误的理论价值在于确立行为是否成立故意以及成立何种程度的故意。传统观念认为,事实认识错误与故意的紧密联系表现在事实错误阻却故意。   

在分析事实认识错误与故意的联系时,首先要明确事实错误阻却的是什么意义上的故意,到底是不是犯罪故意。“犯罪故意不是一般的行为故意,不仅是对行为事实的主观反映,而且要对事实的性质予以评价,也就是要明知结果的危害社会性质”[①]。也就是说,犯罪故意与行为故意并不是一对同义的概念。由此,笔者认为,事实认识错误阻却的是犯罪故意,而不是行为故意。事实错误是以存在行为故意为前提的,即行为意图为前提的。行为意图是行为人在实施行为之前以及实施行为的过程中对行为事实的认识。行为意图与犯罪故意的联系表现在:当行为意图对符合构成要件的各要素完全认识到时,行为意图就和犯罪故意相符合,事实认识错误就不能排除故意,行为也就构成故意犯罪;当行为意图对行为构成要件的要素部分认识到时,如果没认识到的要素并不是此罪成立所必须的要素,那么就把行为意图视为与犯罪故意相符合,事实错误也不阻却故意,行为成立故意犯罪。如果行为意图没有认识到的要素属于成立此罪所必须的要素,行为意图就与犯罪故意不相符合,事实认识错误也就阻却故意,行为不构成故意犯罪。

一直以来,作为刑法认识错误类型之一的事实认识在刑法学理论界中都未有详尽的表述和分析,对事实认识错误的定义的表述也不大一致。有的学者认为事实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与自己行为有关的事实情况有不符合真相的认识。也有的学者认为事实错误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事实情况的不正确理解。笔者认为对事实认识错误定义的分析和把握应该从行为的意图和刑事责任两个方面人手,刑法学中的事实认识错误指影响刑事责任的,行为人实际实施的与意图行为不相符合的事实情况。通过对事实认识错误定义的表述,其应具备以下特征:

1事实认识错误是一种认识论上的错误

一般认为,“错误”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从规范评价意义上,“错误”指人的思想和行为与社会公认的标准或规范不相符合,如某人的行为违反了社会规范,我们通常说该人犯了错误,这便是规范意义上的错误;二是从认识意义上,“错误”是指人的主观意识对外界客观实际的歪曲反映,或者说是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不相一致。毫无疑问,刑法学中对事实认识错误的研究重点并不是规范评价意义上的“错误”,而是认识论上的“错误”。[②]人的主观认识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但主观认识并不总能全面、正确地反映客观事实。现实生活中,由于人的认识能力、认识水平以及外在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行为人可能对客观事实产生一种歪曲反映。事实认识错误就是行为人行为过程中对决定危害行为以及危害结果的各种事实情况的错误认识,行为人基于这些错误的认识,使行为的实际结果与行为人意图达到的目的和效果相违背。

2事实认识错误是相对于意图行为的错误

我们对任何行为事实的评价都是有一个标准的,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就无法判断行为的正确与错误。对行为人来说,我们说他对行为的结果、对象、工具的认识错误了,是相对于行为人的意图行为而言的。行为人在实施行为之前,对自己所要选择实施的行为的对象、工具以及如何去达到自己意欲取得的某种结果都有一定的认识,并且在行为人的意识中形成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只是在实施行为的过程中,由于对某种事实存在误解,从而使得意图实施的行为与实际发生的行为事实不相一致。无论是有预谋的犯罪还是突发性犯罪都有这样一个意图行为的形成的过程,只是在这些犯罪中对意图行为的把握性程度有所不同。

3刑法上的事实认识错误必须是能够影响刑事责任有无的错误

研究刑法学上的事实认识错误主要是为了探究犯罪人的罪过形式,最终确定行为人的罪与刑。[③]现实生活中,按照行为人所认识的犯罪事实经过发生结果的情况很少,行为人认识的内容和客观发生的事实之间多少有些不一致,并不是所有的错误都是刑法学上要研究的,对与行为人刑事责任无关的认识错误就不能算是刑法学中的认识错误。在事实认识错误的情况下,如果不能排除故意,那么行为人就承担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如果能够排除故意,行为人有过失,就承担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行为人无过失,就不负刑事责任。

(二)张某因对犯罪对象的错误认识,导致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并没有受到侵害,其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构成诈骗罪,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犯罪最本质的特征是法益侵害性,即犯罪是对法所保护的利益或价值造成侵害或引起危险(威胁)。所谓“法益侵害说”,就是从犯罪的客体,亦即就刑法规定犯罪的实质原因来看,任何犯罪之所以成为犯罪,并应受刑罚惩罚,是因为对一定的法益构成了侵害[④]如果行为人意图侵害某种社会关系,而当时行为所侵害的客体并不是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在此种情况下,基于这种事实错误,行为人的行为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所以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不处予刑事处罚。[⑤]  

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基本特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指犯罪对国家和人民利益所造成的危害。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它危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对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造成这样或那样损害的事实特征。社会危害性是我国刑法规定犯罪行为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惩治犯罪行为的重要依据。我国理论界的通说认为“行为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基本的特征。我国现行刑法第13条指明了犯罪行为概念的社会危害性特征,而且明确了犯罪行为对社会危害结果量的规定性,是认定犯罪行为实质危害性的法定根据。我国传统理论中的犯罪客体、客观方面、犯罪主体、主观方面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实际上就是通过一系列主客观条件对行为的实质筛滤最终认定某一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从而为具体的定罪和量刑活动提供标尺。可见,社会危害性理论是犯罪构成确立的实质基础,同时也是认定犯罪行为的根本标准。如果某种行为根本不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刑法就没有必要把它规定为犯罪,也不会对它进行惩罚。某种行为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也不认为是犯罪。由此可见,没有社会危害性,就没有犯罪;社会危害性没有达到相当的程度,也不构成犯罪。因此,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质和量的统一

本案中,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了帮助李某用山东莱芜绿之源节水灌溉设备公司滴灌设备冒充可用于申请国家农机补贴的龙达牌灌溉设备,套取国家农机补贴款的行为。但是张某在实施诈骗行为当时,山东莱芜绿之源节水灌溉设备也在江西省农机补贴产品目录中,属于可以补贴的产品。其获得的补贴并没有侵害国家的财产,并无法益侵害性,也即其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并未对刑法所保护我利益造成危害或危险,不符合犯罪的本质特殊,不是犯罪行为。

辩护人综合上述论点,向公诉机关出具了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辩护意见,公诉机关将案件退还侦查机关,侦查机关最终认定张某的行为不是犯罪行为,不应追究张某的刑事责任,决定撤销此案。

三、案后说法---惠农政策执行的偏差与异化

本案是在执行国家农机补贴这一惠农政策的过程中发生的。在众多惠农政策执行当中,由于各种原因,总会发生执行偏差与政策异化的问题,从而导致各种刑事案件的发生。本案就是其中的一例。“三农”问题解决的突破口在于农民增收,农民增收的关键点在于农业发展,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科技进步。尤其是在农业发展的资源约束日益凸显、生态环境保护压力明显加剧的现实制约下,传统的高能耗、低劳动成本的农业发展模式已经遇到瓶颈,农业发展必须走上依靠科技进步的历史阶段。

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农业科技在农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提高粮食产量,推动农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党和政府大力支持发展农业科技,对如何推动农业科技发展作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涉及农业发展和农民切身利益的农业科技政策。尤其是从2004年开始,连续十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把主题和焦点都放在“三农”问题上,其中有大幅篇幅论述农业科技。然而,这些科技惠农政策只有通过切实有效的执行,真正落实到位,才能从政策理想转化为政策现实,才能实现富农强农的政策目标。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惠农政策在执行中存在不少的偏差甚至是异化。究其原因:

一是科技惠农政策本身不完善政策本身是政策执行的起点。政策本身的质量对政策执行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一项政策本身存在问题,那么在执行中必然会遇到种种问题。可以说,政策本身存在的缺陷将会直接导致政策执行的不完全。政策本身如果缺乏科学性和可行性,必然会给执行带来障碍,使执行者难以执行或者难以沿着正确的方向执行,以致最终和政策的预定目标产生偏差。

二是科技惠农政策本身具有复杂性。政策所面对问题的复杂程度与政策的执行效果的关联十分密切。如果一项公共政策所面对的问题越复杂多变,政策涉及的范围越广阔宽泛,政策执行的难度就越大。这是因为,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越复杂,涉及的对象越广,政策制定的难度就越大,稍有差池,容易使政策本身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缺陷。同时,面对复杂的政策问题,在执行过程中,对政策落实进行安排、部署的要求就比较高,其中牵涉的范围也比较大,稍有不慎,政策执行十分容易出现差错甚至失败。科技惠农政策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面向的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几亿农民,所要解决的是困扰我国很多年的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问题,涉及到各级政府、农业部门、科研部门、企业法人、农民等多个主体,几乎涵盖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涉及范围广,面临的问题复杂多变,就算科技惠农政策的制定者的智慧再高、政策制定程序再完善、政策执行机制再健全,面对偌大一个国家角角落落的迥然各异的情况,科技惠农政策也难以尽善尽美。科技惠农政策本身的这种复杂性,无疑会给政策执行带来相当大的难度。  

三是科技惠农政策欠缺科学性和可行性。政策的科学性是指政策本身所具有的逻辑关系,具体来说,就是指政策是针对客观中存在的现实情况或社会问题,所描述的内容及其内容之间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如果政策本身欠缺应有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也就使政策执行就失去了基础,执行效果难免会与政策目标脱离。我国地域辽阔,各个地方具有很强的异质性,农村情况纷繁复杂,农民的科技需求不尽相同,尽管在政策制定前党和国家会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实验,但是一项科技惠农政策很难兼顾到各地特性和各方需求。其次,我国的科技惠农政策基本上都是由中央政府主导制定的,农民群众的参与程度还比较低,甚至说是没有,由于中央政府往往难以全面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的实际科技需求,其制定的政策,一方面会出现缺乏针对性的情况,即中央供给的科技惠农政策有时可能不是农民最需要的或者不符合农民的实际需求,政策的供给和需求之间不尽一致;另一方面,难免会出现脱离实际的局面,很多科技惠农政策本来很好,发展前景也很不错,但是农民因经济条件或思维限制,农民群众一时接受或承受不了,而一些农民群众急需的技术,政府往往没能及时地制定出来;在执行过程中,执行者若不能正确、充分领悟科技惠农政策的实质情况,不知道灵活变通,就会使得某些出发点很好的科技惠农政策在实践中出现“水土不服”或者“跑偏”等现象。再次,很多科技惠农政策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我国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农业大国,很多科技惠农政策都又是首次制定的,在制定过程中,政府很多时候是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的方式,在政策设计上难免出现问题。

因此解决惠农政策执行的偏差与异化问题,需要完善政策过程,提高科技惠农政策的质量 。一项政策能否有效实施,往往取决于政策本身是否科学合理。毋庸置疑,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克服政策执行偏差的一个根本措施。县级政府科技惠农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与某些科技惠农政策本身欠缺科学性、合理性有很大的关系。为了减小甚至杜绝这种情况发生,在实际工作中,中央政府要加强政策研究,提高科技惠农政策本身的质量。  



[]高铭喧.刑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16

[]宏译.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45

[]陈兴良著:《刑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8月.

[]【日】大蟓仁著:《刑法概说I(总论)第三版,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张明楷:《刑法学》[M],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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